姚大与那个长头发男人

巷子口的老槐树下，姚大总坐在那张缺了条腿的竹椅上，蒲扇摇得吱呀响，眼睛盯着巷子尽头，像是要把路面看出个洞来，邻居们都知道，姚大守的不是路，是巷子里那点稀松平常的日子——谁家媳妇又吵架了，谁家孩子考了满分，还有巷口王婆刚炸的油条今天脆不脆，可最近一个月，姚大的目光总被一个“异类”拽着：那个长头发男人。

长头发男人第一次出现，是个闷热的午后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，头发像团没梳开的墨，一直垂到肩胛骨，背着一个比人还高的旧吉他包，脚步慢悠悠地往巷子深处走，姚大眯起眼，心里嘀咕：“哪来的流浪汉？头发这么长，不像好人。”他正要喊“喂，你找谁？”，长头发男人却停在了巷子中间的旧邮局门口——那邮局十年前就关了，门板裂了道大缝,爬满了青苔。

长头发男人蹲在邮局门口，从包里掏出块干馒头，掰成小块，撒在门口，不一会儿，几只麻雀扑棱棱飞下来，蹦蹦跳跳地啄着，他看着麻雀，嘴角弯了弯，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落在他脸上，把长睫毛的影子投在眼下，像两把小刷子，姚大坐在竹椅上，看得有点发愣：他见过不少人在邮局门口路过,可从没谁给麻雀喂过食。

从那以后，长头发男人总来，有时是清晨，头发上还沾着露水；有时是傍晚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，他不说话，就蹲在邮局门口，喂麻雀，或者用手指在门板上划拉，姚大忍不住了，一天午后，他拄着拐杖走过去，嗓门像破锣：“喂，你老蹲这儿干啥？这破邮局早没用了。”长头发男人抬起头，眼睛亮得像含了水：“我在等信。”

“等信？谁给你写信？”姚大更纳闷了，长头发男人笑了笑，从吉他包里摸出个褪色的铁盒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叠叠信封，边角都磨得起了毛。“我妹妹写的，”他指着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，“她说，等攒够了钱，就来看我。”

姚大凑过去，看见信封上写着“哥哥收”，地址是南方的一个小村，他“啧”了一声：“那你还不赶紧回去挣钱？蹲这儿等，钱能从天上掉下来？”长头发男人的眼神暗了暗：“回去过，可村里人都说我‘不务正业’，天天抱着吉他唱歌，妹妹嫁人了，不想让她为难。”他把铁盒合上，手指轻轻摩挲着盖子上的锈，“我答应过她，要写出最好听的歌，等她来听。”

那天，长头发男人坐在邮局门口，轻轻拨了下吉他，琴声很轻，像溪水流过石子，唱的是个姑娘的名字，还有村口的老槐树，姚大站在旁边，没说话，蒲扇也忘了摇，他想起自己年轻时，也出去闯过，结果摔断了腿，就回了巷子，守着小卖部过了一辈子，他从来没写过歌，也从没等过谁，可看着长头发男人亮晶晶的眼睛,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挠了一下。

从那以后，姚大不再觉得长头发男人“不像好人”，他每天多备一份午饭——一碗白米饭，一碟咸菜，有时会加个荷包蛋，长头发男人接过饭，总说“谢谢”，然后蹲在邮局门口，边吃边喂麻雀，姚大坐在竹椅上，听他断断续续地弹琴，听他讲妹妹的事，讲路上的见闻，他说在草原上看过流星，在海边听过潮声，在雪山下遇到过老牧民，老牧民教他唱牧歌，姚大听得入迷，觉得自己的小巷子,好像一下子变大了。

秋天的时候，长头发男人的妹妹真的来了，是个扎着辫子的姑娘，穿着红棉袄，脸蛋冻得通红，她跑到邮局门口，一把抱住长头发男人，眼泪掉在他肩上：“哥，我来了！”长头发男人眼圈也红了，从吉他包里拿出把新吉他，说：“妹妹，我给你写了一首歌，叫《回家》。”

琴声响起的时候，姚大站在槐树下，悄悄抹了把眼睛，巷子里的邻居们都出来了，围在邮局门口，有人鼓掌，有人小声说：“这长头发的，还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”长头发男人唱完，妹妹跑过来，给姚大鞠了个躬：“大爷，谢谢您照顾我哥。”姚大摆摆手，嗓门有点哑：“不谢不谢，他是个好孩子。”

长头发男人没过多久就走了，带着妹妹，他说要去更大的城市写歌，等以后出了专辑，一定寄回来给姚大，姚大点点头，把那把旧吉他留了下来——说是留给他，怕他路上背着沉，姚大还是坐在巷口的老槐树下，竹椅依旧吱呀响，只是蒲扇旁边多了把吉他，有时他会拿起吉他，笨拙地拨弄几下，想起那个头发长长的男人，想起他说“等妹妹来”时的样子,嘴角就忍不住往上翘。

巷子里的日子还是照常过，可姚大知道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，就像那个长头发男人留下的琴声，像他撒给麻雀的馒头碎，像他等信时的眼神，悄悄落在了巷子的砖缝里，长成了小小的、暖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