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武路，那缕被收走的青丝

清晨六点,光武路的槐树影子还缩在墙根，老周已经支起了他的“摊子”——一张掉了漆的折叠木桌，一把磨得发亮的竹椅，桌上摆着杆秤、剪刀、梳子，还有个敞口的玻璃罐，里面装着橡皮筋和几枚亮闪闪的一元硬币，他的“招牌”就挂在旁边的梧桐树上：一块红底白字的木板，写着“长发收购，童叟无欺”。

光武路是老城区的一条老街,路不宽，却盛满了烟火气，卖早点的摊子飘着油条香，修鞋匠的锤子“笃笃”响，而老周的摊子，总带着点特别的安静，他收头发，只收长头发——乌黑、柔顺、能扎成一束的那种。

老周做这行,快三十年了，他总说：“头发是姑娘的半条命，收的是头发，也是情分。”

八点多,太阳刚爬过屋顶，巷子口的李姐就领着女儿小雅来了，小雅刚上高三，扎着及腰的长辫，发尾还带着洗发水的柠檬香，她站在老周桌前，手指绞着辫梢，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：“周叔，我……我想剪了卖掉。”

老周抬头,仔细看了看她的发尾，发梢有些分叉，但发根乌黑，发质是极好的，他叹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摸出块干净的布铺在椅背上：“丫头，坐过来，这头发留了多久？”

“从小学三年级就没剪过。”小雅轻声说，“妈说……想给我攒大学学费。”

李姐在旁边抹了把眼角,却笑着骂：“傻孩子，妈哪能真让你卖头发，就是来看看，老周手轻，剪了也不心疼。”

老周没说话,只是拿起梳子，轻轻将小雅的辫子解开，长发像一匹绸缎，顺滑地垂下来，扫过老周布满老茧的手背，他梳得极慢，生怕扯疼了她，梳到发尾，他蹙了蹙眉：“分叉了，剪掉可惜，要不，再留半年？”

“不用，周叔。”小雅摇头，“能剪多少？”

老周拿出杆秤,将长发从中间对折，再对折，小心翼翼地放在秤盘上，秤杆颤了颤，他眯着眼看刻度：“八两，按市场价，八十块。”说着，他从玻璃罐里拿出八张十块的纸币，递给小雅，“丫头，这钱你拿着，别告诉你妈，就说学校交资料费了。”

小雅接过钱,指尖有点抖，她突然想起小时候，老周也这样给过她一颗糖，说“丫头头发真好看，长大肯定是个大美人”。

“周叔，您……您这秤，是不是有点‘虚’？”李姐忍不住问，市面上收头发，八两最多给六十，老周多给了二十。

老周嘿嘿一笑,把秤收进抽屉：“做生意嘛，得讲良心，这头发是姑娘的心头肉，我少算一点，心里踏实。”

光武路上的老人,都知道老周的“规矩”，他不跟人讲价，只看头发好坏；他从不催人剪头发，总说“想好了再来”；他收的头发，从不转手给假发厂，而是留着给那些化疗掉的病人——城东医院的护士长常来取，说“周叔的头发，带着姑娘们的福气，戴上像自己长的”。

十点多,又来了个姑娘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头发编成粗粗的麻花辫，发绳却磨得起了毛，她把辫子放在桌上，声音很轻：“老板，收头发吗？”

老周一看就懂了,这姑娘的头发虽然不算特别亮泽，但长度足够，发质也结实，他没问原因，只是像给小雅梳头那样，慢慢解开她的辫子：“姑娘，想剪哪部分？”

“都剪了吧。”姑娘说，“我想去南方打工，短头发方便。”

老周点点头,剪刀在她发间“咔嚓”响，落下的发丝飘在桌上，像一缕黑色的雨，他剪得很慢，仿佛在剪一段时光，剪完，他用布将头发包好，称重，递给她一百块：“丫头，出门在外，照顾好自己，这钱拿着，路上买瓶水。”

姑娘接过钱,眼圈红了，她给老周鞠了一躬，转身走进阳光里，背影被拉得很长。

午后,光武路的热闹渐渐散去，老周收拾好摊子，把玻璃罐里的硬币倒出来，一张张擦干净，他数了数，一共三百八十六块——是小雅的八十、那个姑娘的一百，还有早上几个阿姨来卖头发时给的。

他揣着钱,走到巷子口的王婶包子铺，买了十个肉包，王婶笑眯眯地递过来：“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