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发疯娘，山坳里的春天

村口的老槐树还活着，虬曲的枝桠像老人伸出的手，总想抓住点风里的往事，树下曾蹲着一个红头发的女人，我们都叫她“疯婆子”，她的头发是烧焦的殷红，蓬乱得像团被踩烂的鸡毛，常年沾着草屑和泥土，可那红色在山坳的灰绿里,愣是扎得人眼睛疼。

她不是天生疯的，听上辈人讲，年轻时她叫阿莲，是从山外嫁来的，嫁过来时，辫子长长的，垂到腰际，发梢还别着朵红绒花，是镇上照相馆拍的结婚照里最鲜亮的一抹，男人是村里的木匠，手巧，会给她梳辫子，用碎布头给她做布鞋，俩人在田埂上走，影子叠在一起，比山影还长。

可男人上山砍柴时摔断了腿，家里没了顶梁柱，又欠了一屁股债，债主来逼债，那天阿莲正给男人熬药，一群人踹开破门，把药罐子砸了，她扑上去护着男人，被推在地上，额头磕在门槛上，血顺着红绒花往下淌，从那天起，她的头发就慢慢变红了——后来有人说，是她把染布的茜草汁抹在了头上，有人说，是血把头发浸透了，再怎么洗都洗不掉了，再后来，男人熬不过冬天走了，她抱着男人的灵牌在村口坐了三天三夜，嘴里念叨着“等开春了，咱们还去镇上照相”，眼神就空了。

疯了的阿莲，成了村里的“异类”，她总在村口晃荡，见人就笑，露出两排被烟熏得发黄的牙，小孩见了她，吓得往大人身后躲，她也不恼，蹲下来从怀里掏块糖——糖纸早黏糊了，是别人扔掉的糖包装，她捡了藏着，她把糖塞给孩子，孩子哭着扔掉，她就哈哈笑，把糖自己剥开，含在嘴里，含化了，就对着空气说：“甜，可甜了。”

她疯，却疯得干净，身上那件看不出颜色的褂子，虽然破，却总洗得发白，她会在天不亮时去河边洗衣，捶衣棒“梆梆”响，惊得鸭子嘎嘎叫，洗完晾在石头上，自己坐在旁边，用树枝在泥地上画小人，画一个男人，一个梳辫子的女人，旁边还有个小小的孩子，画着画着，眼泪就掉在泥地里，砸出个小坑，坑里很快积了水，映出她红头发的影子。

她最疯的一次，是救了村东头的小栓，小栓掉进枯井里，井口窄，大人下不去，急得团团转，阿莲不知从哪儿冲过来，红头发像团火，她扒着井沿往下看，突然就笑了：“娃娃，别怕，娘接着你！”说着，她居然把褂子脱了，露出里面磨得发亮的旧汗衫，然后整个人趴在井沿，胳膊往下探，手指乱抓，小栓抓住她的袖子，她咬着牙往上拽，指甲缝里全是泥，胳膊磨得通红，硬是把小栓拖了上来，小栓娘抱着孩子给她磕头，她却拍着手笑：“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儿子了！”那天晚上，她抱着小栓的旧棉袄，在村口坐了一夜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童谣，红头发在月光下，像团跳动的火。

村里人对她的态度，慢慢变了，不再躲她，反而会偷偷给她送吃的：王婶送个热馒头，李叔送把青菜，孩子们也不再怕她，会围着她听她讲“镇上的照相馆”——她说那里的玻璃能照出影子，还能把影子留住，放在相框里，老了还能看。

可她还是走了，那年冬天雪下得大，山路被封了，她大概是想回山外看看，结果在半山腰滑倒了，有人找到她时，她蜷在雪窝里，红头发上盖着层薄雪，像朵被雪压着的红梅，手里还攥着个东西，掰开一看，是个用碎布头扎的小人，穿着红褂子，梳着辫子，像年轻时的她。

后来，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再也没蹲过红头发的女人，可孩子们都说，春天槐花开的时候，风里会有股子淡淡的甜香，像疯婆子藏了半辈子的糖，她疯，却把最干净的东西留给了这片山坳；她红头发，像团永远不灭的火，照着山坳里的日子，暖和得不那么冷了。

有人说，疯子是没有春天的，可我觉得，阿莲自己，就是山坳里最倔强的一朵春天——头发再红,心里也揣着朵没凋谢的红绒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