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发长鬣，街角不驯的火焰

暮色漫过老城区的青石板路时，街角那棵老梧桐的阴影里，总蹲着一团跳动的火焰——不是晚霞，是阿哲的头发，那红不是染缸里调出来的规整色，像被风揉碎的晚霞泼在了发丝上，根根分明地蜷曲着，垂到肩胛骨时，还带着点桀骜不驯的卷翘，远远看去，像一团烧着了的云，固执地停在街角,不肯被暮色吞没。

阿哲是这条老街的“老居民”，却也是最“格格不入”的那一个，他二十出头，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，膝头蹭着深色的污渍，肩上挎个磨出毛边的吉他包，头发是他唯一的“讲究”，每隔两周，他会揣着一小管染发剂，蹲在巷口王师傅的理发店门口，自己对着小镜子一点点涂——王师傅总笑他：“小子，这红毛能当饭吃？”阿哲就咧嘴笑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：“能啊，能照亮我唱歌的路。”

他唱的歌也像他的头发，不驯又滚烫，傍晚六点，夕阳把梧桐叶的影子拉得老长，他就把吉他往地上一蹲，拨弄几下琴弦，嗓子一开，不是流行情歌，是老民谣，是带着海盐味的《渔家谣》，是嘶哑着唱的《北方姑娘》，调子有时会跑，歌词偶尔会忘，可那声音像裹着砂纸，磨得人心头发痒，路过的大妈会停下脚步，端着饭盒骂：“吵死了小赤佬！”可骂归骂，第二天准会多带个板凳，坐在他脚边，听他唱“阿嬷的渔网破了洞，阿爹的烟袋空了又空”。

有人说阿哲“不务正业”，大学毕业后放着好好的白领不做，偏要来街头卖唱，头发红得像“不良少年”，整天蹲在街角“丢人”，阿哲听见了，也不恼，只是把头发拨得更散些，让那团红在风里飘着，有次喝醉了，他抱着吉他跟我念叨：“你不懂，这头发是我爹留下的。”他爹是个渔民，总在出海前把他抱在膝头，指着天边的火烧云说：“小子，你看这云，多像火啊！人活着，就得像这火，再大的风，也吹不灭。”后来他爹在一次出海中再没回来，只留给他一顶旧渔帽，他把渔帽里的衬里拆了，染了这抹红，从此头发就成了他的“火种”——提醒他，别丢了爹说的那股“劲儿”。

去年冬天特别冷，雪下得老街的屋檐都挂着冰锥，阿哲的冻疮犯了，手指肿得像胡萝卜，按在琴弦上钻心地疼，可他还是每天蹲在街角，头发上的雪化了又结，结了又化，像顶着一头碎冰碴，有个卖烤红薯的大婶看不过去，每天往他琴包里塞个热乎的，还嘟囔：“红毛小子，别冻坏了嗓子，我还听你唱《渔家谣》呢！”阿哲就低头啃红薯，热气腾上来，把他的红头发熏得像笼着层薄雾,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。

现在老街要改造了，梧桐树要被移走，那些熟悉的面孔也渐渐少了，阿哲没走，还是每天蹲在街角，只是吉他包里多了本厚厚的笔记本，上面写满了新歌词，他说等新街建好了，他要写一首《新梧桐谣》，唱给新来的听，也唱给老去的听，他的头发还是那么红，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，在老街的暮色里，在时光的尘埃里，固执地烧着——烧着爹留下的那句“像火一样活着”，烧着那些不被定义的青春，烧着每个平凡日子里,不肯低头的滚烫。

你看，街角那团红,又亮起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