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元，街边小贩的一天烟火与生计

清晨五点半,天刚蒙蒙亮，老城区的巷口还浸在薄雾里，李叔已经蹲在自家三轮车旁，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，往竹篮里铺一层油纸，竹篮不大，放着二十个刚出锅的糯米鸡，糯米被粽叶裹得严严实实，里头藏着香菇、腊肠和半颗咸蛋黄，热气裹着米香，在冷风里飘出老远。

“糯米鸡，五块钱一个，热乎的！”李叔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，声音沙哑，像被砂纸磨过，这是他卖了二十年小吃的“标配嗓门”，年轻时能传遍整条巷子，如今只能飘到巷口等公交站的几个上班族耳朵里。

他的“摊位”是一辆掉了漆的旧三轮车，车斗里支着个小煤炉，炉上坐着铝锅，咕嘟咕嘟煮着稀饭；旁边竹篮里摆着糯米鸡、炸酥鱼、茶叶蛋，都是他凌晨三点起来忙活的，食材是前一天傍晚在菜市场捡的“尾货”——蔫了的青菜两块钱一把，临近过期的豆腐五毛钱一块，糯米是批发市场散装的，三十块钱能买十斤，他算过一笔账：一个糯米鸡的成本一块二，卖五块，利润三块八；炸酥鱼成本一块五，卖四块，利润两块五；茶叶蛋成本五毛，卖两块，利润一块五。

上午七点,上班族的脚步声踩碎了巷口的宁静，穿西装的年轻人匆匆掏出五块钱，抓个糯米鸡边走边吃，米粒粘在嘴角也顾不上擦；送孩子上学的妈妈会停下来，买两个茶叶蛋，剥一个给孩子，自己捏着剩下的一个慢慢啃，李叔的手在竹篮和钱盒间忙活，硬币叮当作响，偶尔有几张皱巴巴的五块、十块纸币混在里头，他数钱时总用指腹捻一遍，生怕收了假币——上个月就有个学生用一张涂改过的五块纸币，害他白搭了一个糯米鸡。

“李叔，今天咋没卖糖油饼？”常来买早餐的张阿姨蹲在车边，手里捏着个炸酥鱼，李叔叹了口气，从兜里摸出张皱巴巴的单子：“你看，糖油饼得用白面和糖，这两样涨得厉害，一袋面粉比上月贵了十块，昨天试炸了两个，成本就要三块，卖五块没人买，卖六块又怕砸了招牌。”他顿了顿，指了指竹篮里剩下的糯米鸡，“还是这个实在，不愁卖。”

上午十点,巷口的人流渐渐散了，李叔把竹篮推到三轮车阴影下，从怀里掏出个冷馒头，就着锅里的稀饭吃了两口，稀饭煮得有点稠，米粒沉在碗底，他喝得慢，像是在品什么滋味。“早上卖出去八个糯米鸡，三个茶叶蛋，两个炸酥鱼，算下来……二十块出头。”他掰着指头算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像是算别人的账。

中午十二点,太阳晒得三轮车烫手，李叔把煤炉熄了，竹篮里的糯米鸡还剩五个，茶叶蛋剩两个，他坐在马路边的水泥墩上，从塑料袋里掏出个饭盒——是早上老伴给他带的，里面是昨晚剩下的白菜豆腐，上面撒了把葱花，他扒拉着饭盒，目光落在街对面的快餐店上：里面坐着吃套餐的白领，一份番茄炒蛋盖饭要二十八块，比他一天的利润还多。

“这世道，钱难挣啊。”他对着饭盒嘟囔了一句，声音轻得像蚊子叫，前几天城管来巡查，他把三轮车推进巷子深处，躲了半小时，回来时煤炉灭了，炸酥鱼全凉了，只能便宜卖给收废品的老王，三块钱五个，亏了本。

下午两点,巷口的学生放学了，背着书包的孩子围过来，掏出攒了一周的零花钱买糯米鸡。“叔叔，我要一个！”“我要茶叶蛋，剥好！”李叔笑着递过去，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让他觉得热闹，他数着孩子们递来的硬币，一毛、五毛、一块，攒了十块钱，他想起孙子，孙子在县城上初中，每周要五十块生活费，老伴总说“你得再加把劲，孙子想吃肉得给买”，可他加把劲又能怎样？一天卖二十块，一个月六百，除去房租（每月三百）和食材成本，剩不下多少。

傍晚六点,夕阳把巷口染成橘红色，李叔收起竹篮，把剩下的五个糯米鸡和两个茶叶蛋打包好，准备带回家给老伴。“今天没卖完，明天得少做点。”他自言自语，把三轮车锁好，推着车往家走，车轱辘在坑洼的路面上吱呀作响，像在唱一首疲惫的歌。

晚上七点,老伴已经坐在桌边等他了，桌上摆着碗热汤，是早上剩下的白菜豆腐汤，里头加了两个鸡蛋。“卖了二十块？”老伴问，眼睛看着他手里的塑料袋，李叔点点头，把糯米鸡和茶叶蛋递过去：“没卖完，给你留的。”老伴接过，掰了一半糯米鸡给他：“你也吃，我早上看你没吃饱。”

李叔咬了一口糯米鸡,糯米还是热的，腊肠的香和咸蛋黄的油润混在一起，可他却尝不出什么滋味，他看着窗外，巷口的路灯亮了，照着空荡荡的街道，偶尔有晚归的人走过，影子被拉得老长。

“明天还卖吗？”老伴突然问，李叔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：“卖啊，不卖咋活？孙子下个月还要交学费呢。”他喝了一口汤，汤有点咸，却暖到了心里。

夜里,李叔躺在床上，听着老伴的呼吸声，脑子里还在算账：明天多做两个炸酥鱼，少煮点稀饭，或许能多卖几块；再晚点出摊，去人多的公交站，或许能多赚点……他想了很多，最后却只想起早上那个穿西装的年轻人，年轻人啃着糯米鸡，米粒粘在嘴角，却笑得像个孩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