街角烟火六十分钟

清晨六点半，天刚蒙蒙亮，老街的青石板路上还浮着一层薄薄的雾，张叔已经推着他那辆掉了漆的三轮车，停在老邮局门口的梧桐树下了，车厢里支着折叠小桌，铁锅、面糊桶、酱料罐、葱花筒码得整整齐齐，像列队的士兵，等着一场“战斗”的开始，他蹲下身，用抹布把桌面擦了又擦，直到能反光，才直起腰，活动了一下酸疼的膝盖——这是他卖煎饼的第十五年，也是这个街角,他熟得能数清梧桐叶落了几片。

六点四十五，第一位客人来了，是住隔壁单元的李姐，踩着高跟鞋，拎着公文包，头发还带着刚睡乱的痕迹。“老张，老样子，两个蛋，多加脆饼，要快！”她边说边掏出手机，屏幕上还亮着未读的工作群消息，张叔点点头，铁锅“滋啦”一声，面糊摊成圆饼，鸡蛋液“嗖”地浇上去，铲子翻飞，脆饼碎“哗啦”撒上去，酱料刷过，葱花香菜一撒，最后裹上薄脆，装进纸袋，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，李姐接过煎饼，咬了一口，含糊地说：“谢了老张，还是你这味儿正。”她脚步匆匆地汇入上班的人流,像一滴水消失在河里。

七点整，街角突然活了过来，送孩子上学的家长、赶早市的老人、晨跑的年轻人，像约好似的，往这边聚，张叔的摊前很快排起了队，他像个精准的机器，左手舀面糊，右手打鸡蛋，眼睛瞟着锅里的饼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要辣的？辣椒酱在左边！不加葱？好嘞，给你单独放！”声音不大，却穿透了街头的嘈杂。

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踮着脚，扒着桌沿问：“爷爷，煎饼里能夹巧克力吗？”张叔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成团：“能啊，不过得加两块钱，巧克力要化啦，小心烫嘴。”小女孩的妈妈连忙道歉：“孩子调皮，给她个原味的就行。”张叔却已经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碎碎的巧克力，塞进刚做好的煎饼里：“爷爷请客，慢慢吃，别噎着。”小女孩咬了一口，巧克力混着面香，嘴角沾了酱，却笑得眼睛弯弯。

七点半，早高峰的尾巴扫过街角，人少了些，但张叔没停手，一个穿校服的男孩站在摊前，攥着皱巴巴的五块钱，小声说：“叔叔，只要一个饼，钱够吗？”张叔看了一眼，男孩的校服袖口磨出了毛边，鞋底也沾着泥。“够，够，”他抓了把葱花，多撒了一点，“学生长身体，多吃点，叔叔给你加个蛋。”男孩接过煎饼，深深鞠了一躬，转身跑向学校，背影被晨光拉得长长的。

这时，天忽然飘起雨丝，不大，却让街头的脚步更急了，张叔撑起一把大伞，伞檐几乎罩住整个摊位。“来来来，别淋着！”他喊道，一个撑着伞的阿姨跑过来，把包放在桌上：“老板，给我加个肠，我赶着去公司。”雨水顺着伞沿滴在张叔的袖口，他却顾不上擦，专注地翻着锅里的饼，嘴里还念叨：“慢点吃，不着急，雨大，待会儿我给你多套个袋子。”

八点整，雨停了，最后一波客人散去，街角又恢复了安静，张叔开始收拾摊子：铁锅里的余烬浇灭，面糊桶盖好盖子，酱料罐擦干净，折叠桌收进车厢，他数了数钱，零票散了一桌，一百块的钞票只有两张——这一小时，卖了二十七个煎饼，赚了一百三十二块。

他坐在三轮车上，点燃一支烟，看着老街慢慢苏醒：早餐店的门帘掀开了，卖豆浆的阿姨开始吆喝，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由远及近，梧桐叶上的水珠滴下来，砸在水泥地上，溅起小小的水花。

张叔吸了口烟，吐出的烟圈在晨光里慢慢散开，这一小时，他站得腿发酸，说得口发干，但心里却暖乎乎的，那些匆忙的脚步，那些熟悉的面孔，那些一句“多加个蛋”的叮嘱，像一缕缕烟火，把平凡的清晨，熬成了热气腾腾的生活。

他掐灭烟头，发动三轮车，车斗里的空纸袋“哗啦”响了一声，老街的阳光穿过梧桐叶，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像撒了一把碎金子，下一分钟，他要去菜市场进今天的面和鸡蛋；下一小时，他还会回到这个街角，支起摊子，继续卖他的煎饼——卖一小时的烟火,也卖一小时的踏实。